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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说南宋历史上出名的皇帝,那一定少不了赵构,虽然不是什么好名声。
但除了他杀害岳飞被诟病千年外,他身上还有不少奇葩事。
比如在他50多岁还尚未年迈时,就主动将手中的权力交出,把皇位传给侄子赵昚,这在中国皇帝群体中并不多见。
他为什么要这么做?他就这么甘心放权吗?
或许说到底,赵构这位看似懦弱的帝王,其实也懂得如何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中,留下自己的“稳妥一手”……
靖康遗孤1127年的北地,开封城破,金人南下,踏碎了赵宋王朝的锦绣江山。
展开剩余92%一夜之间,国破家亡,皇族为俘,宫阙成墟,百姓尸横遍野。
那场被后人称为“靖康之耻”的浩劫,如惊雷般劈开了北宋的末路,也将一个本该远离政治漩涡的皇子赵构,推向了命运的浪尖。
在那一场惨烈的浩劫中,赵构没有被掳,成为了赵氏宗亲中的幸存者。
他原本不是皇位的继承人,他是宋徽宗的第九子,非嫡非宠。
宋徽宗一生二十余子,赵构并不出众,无人寄望。
若非靖康之变,他的人生轨迹,或许只是王公贵胄中的一个小角色,随波逐流,老死庙堂之外。
但造化弄人,他出使金营未果,被宗泽劝阻南返,错过了北上的覆灭潮,也因此侥幸逃出生天。
最终,他在一群仓皇逃难的大臣簇拥下,在应天府的破庙中匆匆登基,面对的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南方临时政权和金人随时挥下的屠刀。
赵构坐上了龙椅,但那把椅子从来不稳,它随时可能倾覆,随时可能掀翻他的人生。
金人显然不买账,听闻赵构称帝后,立即挥兵南下。
赵构被迫一路南逃,先是到了河南,再到扬州、镇江,最后迁都临安。
朝堂如浮萍,百姓如乱麻。
他没有充足的准备,没有可用的国库,没有信得过的将领,唯一拥有的,就是“赵家子孙”的名号。
这段仓皇建国的岁月,让他开始懂得,权力并非金口玉言,而是火上烤肉的煎熬。
他开始谨慎,对待战事畏首畏尾,不轻易出兵,不轻言进取。
他学会了“忍”字诀,而信任奸臣,或许不是因为愚钝,而是因为奸臣更知道察言观色、揣摩主心。
这也就解释了赵构为何在日后一次又一次地向金议和,即便是在岳飞兵临中原、胜利在望之时,他仍能毅然召回部队。
他不是不知轻重,而是不敢赌,他怕迎来新的皇权威胁,也怕连偏安江南的机会都不剩。
他要的不是光复北宋的荣光,而是赵氏的血脉不断,是他自己的性命无虞。
也因此,赵构的政治风格,几乎从一开始就决定了,避实击虚,处处防守。
他畏惧战争,却也从不真心信任和平。
议和求稳,误国保身赵构登基后的第二年,便开始试图与金人议和,这不仅仅是一位新皇帝求稳的姿态,更是一种从灵魂深处延展出的本能反应。
他畏惧金人,也畏惧动荡,而这样没有血性的皇帝,不会适合这个时代。
南宋的疆土在战乱后已大为缩水,但其骨架尚存,民心未散。
更有一批将星灿灿,力图收复失地,振兴朝纲。
韩世忠、张俊、岳飞,他们都是赵构手中可用之才,更是他心头不能驾驭的野火。
其中最让赵构忌惮的,便是那个“还我河山”的岳鹏举。
岳飞自出山以来,所率岳家军锐不可当,连战连捷,从江南直打到朱仙镇,只一步之遥便可兵临开封旧地。
将士激昂,百姓欢腾,大宋的气数仿佛即将再度高涨。
也正是在这胜利将临之时,赵构做出了让千古都无法释怀的决定,十二道金牌,连番急召,将岳飞从前线一纸调回。
没有预兆,也没有解释。
岳飞不得不退,壮志未酬,满腔热血化作长叹一句:“十年之功,毁于一旦。”
赵构为何要这么做?他不懂战略吗?他不知民心向背吗?
其实,他都知道,只是他不信。
他不信战争能换来真正的和平,他更不信岳飞胜了之后,这个江山还姓赵。
岳飞若胜,便成大宋“再造之主”,而赵构呢?这个靠逃亡起家的皇帝,是否还配坐在龙椅上?是否还能“高高在上”地指挥那些真正的英雄?
他不敢想,更不愿赌,他情愿忍辱偷安,也不愿冒这个险。
他的权力是脆弱的,他知道,岳飞的长驱直入,不只是对金人的震慑,更是对他皇权的一次无形威胁。
于是他选择了秦桧。
这个深谙权谋、工于谄媚的文官,从出场开始就不是为了抗金,而是为了“稳固赵构”。
赵构需要的不是一位铁血将军,而是一个能替他平衡朝堂、主张议和、安抚金人的“人形缓冲垫”。
秦桧恰如其分地扮演了这个角色,他知道主子的惧怕与需求,也清楚如何用“和平”包装屈辱,用“国策”掩盖私心。
在长达十余年的政务操作中,赵构与秦桧堪称“心有灵犀”。
他们都知道,岳飞不死,便永无安眠之夜。
于是,在绍兴十一年,岳飞在风波亭含冤而死,一代忠诚良将落得这步田地。
民间哀声四起,朝堂震动不已,秦桧成为众矢之的,但赵构却始终以一副“漠不关心”的态度静观风波。
这不是冷血,这是他深思熟虑后的“战略性放弃”。
他用一个岳飞的死,换来了和金人“和平共处”的协议。
这场和议,被后人诟病至极,大宋自称臣纳贡,割让大片国土,不仅失去了民族尊严,也彻底丢掉了光复之志。
但在赵构眼中,这份合约,却是“最划算的交易”。
他不需要打仗,不再担心金兵南侵,更不用日日担忧某个将领一朝功高震主。
这是一场交换,也是赵构真正意义上的“胜利”。
接下来的二十年,赵构守着这份和平过日子,他不再提北伐,不再赐重兵于将军,不再鼓励民族气节,而是将所有的资源投入到“稳住现状”之上。
只是这份“太平”,是以抛弃北国山河、遗忘忠烈英魂为代价换来的。
血脉难延赵构一生的失败,不只在朝政上的退缩妥协,更在于他作为一位皇帝,一个家国之主、江山传承的节点人物,最终竟无法将自己的血脉延续下去。
早在靖康之变中,赵构已尝过家破人亡的滋味。
那一场北地劫难,不仅掳走了他的父兄,更带走了他在北方的妻妾与女儿们。
据说,那时的赵构还是康王,膝下已有五女,原配邢秉懿怀着身孕,却在被金人强掳途中坠马流产,自此尸骨无存。
他虽然偏安一隅,但江山再小,也要有个后继之人来延续皇室的香火。
否则这江山一旦落到外姓人手中,赵宋的庙号将不再被祭拜,他自己也终将成为朝代更替中的一粒尘埃。
所以他拼了命地“造人”。
自即位以来,赵构在后宫频繁纳妃,几乎搜遍了江南的良家女子,只为觅得一位能为他开枝散叶的“救命女人”。
甚至传言中他还微服出宫,寻找有“旺子命”的女子,日夜奔波于江南偏乡,求神拜佛,不择手段。
但有的时候可能越想要什么,越得不到什么。
他曾有过一个儿子赵旉,赵构曾一度喜极而泣。
可这份父子情却短暂如流星,赵旉年幼病逝,命运将赵构仅存的血脉一并带走。
这一击几乎将赵构彻底击垮。
他开始逃避,不愿再听到“皇嗣”、“太子”这样的字眼。
每当朝臣提及继承之事,他总是以一句“待时而定”轻轻掩盖。
可他心里清楚得很,他在试图“再造一个赵旉”,可惜,造化弄人,他再也未能拥有另一个儿子。
随着岁月流逝,赵构年近五旬,他终于不得不面对现实,他很可能终身无子。
宫人们开始私下传言,陛下是被惊吓所致,伤了根本。
赵构自己呢?他开始慢慢接受这一切,转而将目光投向宗室,既然无法亲生,那便选一个合适的“代身”,将皇位传承下去。
于是,一场隐秘的皇族选拔悄然展开。
赵构最先看中的,是两位赵匡胤一脉的后裔,赵伯琮与赵伯浩。
他将两人收进宫中,亲自抚养,一如亲子。
但他心中仍有执念,他不愿轻易认“养子为子”,哪怕内心早已承认现实,也始终以“皇侄”称呼赵伯琮等人。
他一边抚养他们,一边还在继续尝试“亲生”的可能。
甚至在五十岁那年,还传出他“夜幸后宫”的谣言,只为搏得“老来得子”的奇迹。
可当赵伯琮渐渐长大,表现出稳重、仁厚、识大体的性格时,赵构终于低头了。
他开始用“立太子”的标准来对待这个孩子,渐渐将皇位传承的方向,从“赵构的儿子”转向了“赵匡胤的后代”。
他不能给后人留下一块写着“无嗣而亡”的碑文,那是对赵家祖宗的羞辱。
这个稳健内敛、胸有大志的少年,在赵构眼中逐渐成为“最稳妥的继承人”。
他既有太祖血脉,又有清明政见,既不具备篡位之嫌,也不乏治国之能。
赵构将他收为“建王”,又改名为“玮”,最后再改为“昚”,一切都在为最终的禅位铺路。
那是一场既无波澜又充满算计的转身。
赵构将赵昚一步步扶上正轨,却始终不言明继承之事。
他在等,等一个合适的时机,等一个他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“放手”的节点。
而当金人再一次南侵、议和破裂,朝野动荡时,他意识到,是时候离场了。
体面禅位1162年,赵构不过五十多岁,或许在旁人眼中,他退位是出于“厌政”“养生”,可若细看历史脉络,赵构的退位更像是一次深思熟虑的战略撤退。
他选对了时机,完颜亮已死,金人动荡,岳飞冤死多年,舆论逐渐沉静,赵昚渐露头角,羽翼已丰。
他不再需要事事亲力,亦不必担心继承人之争。
更重要的是,他的那份“帝王焦虑”终于可以卸下了。
赵昚比他更有能力,也比他更有勇气,这个养子,早已成为他为自己谋划后半生的最大“保险”。
退位前,他几度试探,几番征兆,朝臣中并无强烈反对的声音,因为大多数人并不真正在乎由谁来做皇帝。
于是他开始安排赵昚“听政”,令其处理军务,召见群臣,将“交接权力”这件事做得如丝般顺滑,不露一丝波澜。
而他给出的理由呢?寥寥几句:“厌倦政务,久欲闲退。”
这理由,说白了不过是“累了”,但在文臣笔下,却成了“圣明之君的自知之明”、“仁者让贤的宽怀之举”。
退位之后,赵构这位太上皇的生活,也确实配得上“富贵清闲”四字。
赵昚对这位养父极为孝顺。朝中每月拨付十万贯供养德寿宫,年节时还亲自拜见,甚至不时将奏章送至宫中,求赵构“指点”。
他不管政,但却始终被需要,他不再御座,但依旧享有一切皇帝才能拥有的尊荣。
他不是被赶下龙椅,而是自己“站起来走下去”的。
他没有死在马背上,也没有埋在血泊中,他死于深宫,死于画案,死于一场四季如春的午睡。
他用一生的谨慎与算计,为自己换来了“八十岁高寿”的太平结局。
这是赵构的悲哀,也是他的智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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